高家花园，一座坐落在拱宸桥旁的清末民初园林，至今仍蒙有令后人鲜知的帷纱。单从中西结合建筑中流露出的些许信息，已经透出了那个思变时代的隐隐约约，我认定，它是杭城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角。

　　1903年，高懿丞来到杭州，掘得第一桶金

　　1929年，高家曾孙出生，附近乡人的鸡蛋，被高家收买罄尽

　　81岁的高邦宁（高懿丞的长房长孙之七子）说，他那位做大饼生意起家的曾祖父，是个连饼上的芝麻和伢儿的饭粒都要捡起来吃的合肥人。晚清朝廷的无奈“开放”，使他有了发财的机会。

　　当然，话题绕不开那个过继给李鸿章为子的李经方。李经方发迹前，与高懿丞关系不错，还定了儿女亲家。可惜，高家女儿尚未出阁，病故，姻亲没成。1903年，高懿丞来到杭州，凭借李经方的关系，以参股的方式，联手经营处于困境中的“杭州通益公纱场”，后改名“通益公纱厂”。高邦宁认为，高懿丞掘得第一桶金并非完全得益于李经方，但不否认“纱厂”的时来运转，有李经方的指点，毕竟，为朝廷斡旋于西欧列国的李经方，对各国通商可谓稔熟。

　　高懿丞有经营头脑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打，凭借商业嗅觉，他囤积了大量的廉价棉纱。事后，外国纺织品一时进不来，棉纺品售价一路看涨。高懿丞赚得盆满钵满，最终控股工厂，更名“鼎新”，这就是后来“杭一棉”的前身。

　　若以现在的风景街为界，“鼎新”的区域往南到桥西直街；风景街往北，是后园。现在的“高家花园”，只是当初后园的十分之一。这本是前厂（坊）后家（园）的传统，拥有杭城第一辆0011牌号轿车的高懿丞，在这一块东近运河、西至如今的围墙、北到后横港河（湖州街北侧）的后园，撒下了大把银子。

　　后园中的生活记忆已经漫漶。高懿丞的孙女高慧琼，最后离开高家花园时不足10岁。87岁的高慧琼现居上海石泉路，说起往事，也记不确切当年运河边花园里，曾有过多少 “洋房”。毕竟高懿丞有三房太太，有十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，连同管家、娘姨（女佣），仅居住，十座“洋房”是至少的。众多糅合了欧式古典华丽的传统厅堂，如今尚存一二；北侧大草坪上，蒙古马、梅花鹿、仙鹤、天鹅的远驰低翔，以及圈养的长啸老虎，已成传说；只有以香樟为主的南块园林，仍在诉说江南庭院曾有的移步换景，曲径通幽，碧水莲池。

　　如今的“高家花园”，进门迎面土丘，仍是原状，当然不能直径，需向东走新修的长廊。左拐，可见后塑的高懿丞石像，下有石碑。再往北，九曲石桥，横跨幽水。桥间一平台，有圆形石桌一，鼓形石凳四，其中两个是旧物。石桌桌面为整块花岗石，约80厘米直径，10厘米厚，略青色。石桌边沿的层槽，刻有如意花纹，古朴沧桑，据说石桌面为胡雪岩所赠，这两位富可敌城的徽商，都没能传及二代。胡雪岩败在狂妄自大；高懿丞败在日寇轰炸。不过，高氏最初的挫折，是对二代教育的失败。后人推崇胡雪岩，大半缘于“官商”的行径适逢时世；但高懿丞在后园中对“富二代”的捩转，却鲜为人知。

　　捩转的主场在西花厅。与西花厅相对，曾有东花厅，两厅的构建规制一样。西花厅接待亲朋好友，东花厅接待来往官员。东花厅摆设华丽，整体为楠木，也称楠木厅。

　　1929年，高家曾孙出生，附近乡人的鸡蛋，被高家收买罄尽

　　如今，保存完好的西花厅是“高家花园”的重心。厅堂连同通廊，占地约360平方米，坐北朝南，一大两小三扇门。每扇门各三层：外门百叶式，当年为黑色，如今漆成棕红；二层银杏木雕，嵌有欧式五彩玻璃；三层是西式铜纱门，其上一些青铜门合页仍是原物，能看出当时选材的考究。按当年规矩，来贵客，开启中大门，平时只开边门。

　　对西花厅，高邦宁说得最多的是高懿丞的一句话：“请客容易，来客难。”这让我恍惚见到厅中曾经的高朋满座、丝竹管弦。此外，西花厅还是高氏家务的聚事堂。高懿丞的长房长孙、即高邦宁的父亲，曾在西花厅举办结婚盛典；高邦宁的姑母，当年也是凤冠霞帔，在西花厅被迎出嫁。

　　高氏后裔对西花厅最多的回忆，是曾做过大家族的私塾。高邦宁称“九爹爹（爷爷）”的高济群（高懿丞九子），去年去世（103岁）。他告诉过高邦宁：“当年高家子孙一起在西花厅读书，我和你父亲叔侄（叔叔的年龄比侄儿还小）同学三年，先生都是外聘的，你父亲外语蛮好的。”私塾教授外语，这也是高懿丞的“与时俱进”。

　　其实，办家塾是高懿丞的无奈。清末民初，他送几个儿子去法国、日本留学，本想他们能立学、立德，继而立业、立国。没想到，大把银子撒出去，换来的却是吃喝嫖赌，有的还染了病。一气之下，高懿丞扬言不再让子孙出洋，圈起来办学。于是，钟鸣鼎食的后园，有了朗朗书声。

　　读完家塾的长孙（高邦宁父亲），被高懿丞送到某店当学徒。至于那店老板是假不知，还是因为辗转而去真没搞清，不得而知。倒夜盂，擦板门，高样样都做，直到满师，轿车的到来，满店愕然。

　　剩下不多的孩子时，家塾也曾从西花厅转到东面的“洋房”。这幢洋房，如今称“爱日楼”，据高氏后裔说，当年这里曾是娘姨（保姆）、佣人住的房子。此房南北向，红灰色砖砌筑，形成了各种不规则图案。有宽敞的长廊，廊间五个东向拱券门，与洋房的三扇拱券彩色玻璃门呼应。

　　那时，大户子弟大多是十八九岁结婚生子，1929年，高家曾孙出世时，高懿丞60出头，那曾孙，就是高邦宁的大哥。四世同堂，带给高懿丞的喜悦，可想而知。那几日，拱宸桥附近乡人的鸡蛋，全被高家收买罄尽。高家在后园门口设一彩棚，派送红蛋。无论穷富，随来随领，每人两只。

　　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打响，工厂夷为平地

　　喜悦的时日延续不长，1928年，高懿丞已有了转产的想法。一是国外的纺织品充斥市场，“鼎新”老机子干不过洋机器；二是他想就此歇手，逼使几个随时要钱、聊荡惯的儿子自己立业。

　　高懿丞计划，提取资产的百分之二十，去上海投建面粉厂，用以供三房太太生活所需。此外的资产，分作十一份，十个儿子和一个长孙各得一份。捐任杭州市戒烟局长兼少将师长的老四联手老五，一起在后园发难，认钱不认爹，持枪逼迫老子：必须排除长孙，将财产分作十份。想象当时，家眷惊恐，下人四奔。高阳曾回忆其父之死，也是许宅（横河桥）因钱财纠纷，家人持枪逼迫，一时激愤，投井自尽。大家族的这种“逼宫”，稍一不慎就会酿成悲剧。

　　好在固执己见的高懿丞有长子在一边劝阻，情绪并未失控。长子力劝父亲息事宁人，按十份派分，刺激极大的高懿丞在长叹中应诺。次年，借口租期已满，以工厂归还“通益”的名义，连同高家后园，折卖给了“三友实业”。银两分到高家二代各人名下。

　　此后，高氏子孙陆陆续续搬出花园，如今后裔遍布各地。高邦宁说，对高家花园的这段往事，后辈其实所知甚少，多数听自上辈。

　　折卖完工厂、后园的高懿丞，把自己和大儿子的资产，投在上海开设面粉厂。继而对面粉的下脚料水解试验成功，开设葡萄糖厂，有了中国第一只“宝塔牌”葡萄糖商标。当高氏产业逐渐走向兴盛时，1937年“八一三”打响，日寇炮弹暴雨般落了下来，工厂夷为平地。

　　破产后的高懿丞回到杭州，仅仅四个月，日本兵又进了杭城。为显示“大东亚共和”，日本人要75岁的高懿丞出任“杭州治安维持会”会长。高邦宁说，得知这事次日要见报，高懿丞连夜坐火车逃去上海，住进新闸路公共租界二儿子处。查1938年1月杭城“维持会”名单，“高毅丞”（也有写成“高毅成”）名列第一。但事隔一月，“维持会”改组为“市自治委员会”时，已没了“高毅丞”或“高毅成”的名字。如果此名字就是高懿丞的误写，高邦宁的说法没错。

　　1938年，高家花园被日本“军管”的裕丰纱厂占据，此后，成了日本兵营（也有说是日本宪兵部）。园内新建的碑文说，高懿丞“晚年居于高家花园”，高邦宁说，搞错了。1946年，高懿丞病逝，晚年并非在高家花园。

　　1951年，蔡宏进来到这所园子——建新化工厂

　　1951年初，23岁的蔡宏进来到这所园子。他回忆，园子的四角有岗楼，正门外有一座碉堡，碉堡前还有警卫站岗，要行礼。

　　那时，园子与棉纺厂之间的围墙，在如今风景街以南。因园子内留有日本人造酒精的设备，省工业厅以4000石大米价，向上海某主买得园子。整园占地40亩，筹建“建新化工厂”，生产松香、烤胶。

　　蔡宏进记得，当时园子里多少有点破败，只有西花厅与东面那排洋房结构完整。在西花厅的东面，近运河处有块与西花厅一式大小的地基，有人说，那就是“东花厅”，因是楠木建筑，整体拆卖运去北京了。

　　西花厅是一座歇山顶中式建筑，蔡宏进住在西花厅的楼上。楼梯在北墙西侧，二楼内部没有分隔，屋脊下空间宽敞，四周边缘可以置物。南面，在屋顶居中而建一座木结构露台，使二楼风光无限：近处园林，远处厂区，尽收眼底。此楼后来成了工厂的保卫科和党支部。不久后，木结构露台松动，拆除，改成南北通向的“老虎窗”。

　　西花厅一楼，欧式吊顶高敞，大厅里原有多扇红木雕花屏壁，设有上下滑槽可折叠的屏壁，将厅堂分隔为前后左右六间。最初，办公要求通透，无隐私，老厂长叫木工拆去屏壁。后来划分财务科、技术科、办公室，又将红木屏壁重新装上。“文革”时，已更名“长征化工厂”的各科室，在雕花屏壁上糊了报纸，倒也无大碍。“文革”后，大厅又拆去屏壁，成了工人俱乐部。来来去去的，后来连厂长蔡宏进都说不清，这批雕刻鱼虫花鸟的红木屏壁，被哪个“聪明人”搬走了。

　　西花厅四周，是回廊，如今的长凳，当年有“美人靠”，现尚存几只“美人靠”的撑扣，当年除了木榫，又用铁钩支撑。回廊正南，本有低栅栏门。雕栏玉砌今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或许，在水池中，当年耳鬓厮磨的倒影还在。

　　西花厅的梁柱、门面，连同楼梯、扶栏，雕饰精细。“文革”初起，红卫兵扬言要砸“四旧”，厂部连夜叫木工刨去西花厅的银杏木二层门雕饰；刨去梁柱的祥云；敲掉牛腿上“狮子滚绣球”木雕。但爬到走廊顶棚上的人，对“冬瓜梁”上的镂空雕刻下不去手，都是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啊。老厂长说，用泥灰糊起来吧。“文革”后修葺时，泥灰一点点地挑剥，还真费了不少人工。

　　1970年，建造704工程，园子里的石笋全都运走了

　　如今的风景街南侧，曾有一石碑，竖书“高园”二字，每字一尺见方，落款“张载阳”。张载阳，1922年任浙江省省长，此前是浙军师长，虽出身农家，书法却为识者敬服。张的题字不乏杭城景区，但据说他不轻易为个人书写。石碑早已无存，不过，张载阳为此园秀丽的折服，似乎不假。

　　其实，蔡宏进述说1951年的残景时，仍让我惊叹：园內处处是粗大香樟，后来有一些树锯了，做了桌椅，办公室一度樟香弥漫。各处楼房悬挂的匾额，堆了小半个木工间，谁用谁拿。六十年代初，有高家后人找过蔡宏进，寻找某某名人题的匾。问起木工，说早被人拿走了。

　　当时九曲桥的木扶栏全是雕花的；水池四周，围绕有象形十二生肖太湖石，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……每一生肖，就是一组石群。其中“猴”形石群最为逼真，有面有目，手脚分明。那日，蔡宏进带我沿水池寻找一圈，无一残剩。现有的太湖石，都是新物。

　　水池南土丘，当年石笋众多，高的有两米多。1970年建造704工程（现浙江宾馆），上级来要，说是政治任务，运走了。说这话时蔡宏进并不死心，边说边找，还真的在树丛中找到一株石笋，扁形，20公分宽。蔡说，这是当年最小的石笋。

　　土丘上曾有两株杜鹃，主杆拳头般粗，东洋种。每到春天，盛开碗口似的大花，东边一株紫红；西面一株粉白。六十年代初，杭州花圃年年派人来剪枝，拿去插植。“文革”乱时，没了。还有一棵30多公分粗的樱花树，植于西花厅西南侧，年年春天盛放，现在也不见了。

　　西花厅东北有座二层楼，原有“爱日楼”匾，最早做了工房，人称“老工房”，先当酒精车间，后为醋酸车间。酸醋车间的办公室，就是西花厅东面现存的“洋房”。也许，后人将办公室与车间的名称搞混了，如今此楼称“爱日楼”。此名似乎与观看日出有关，毕竟在那个年代，这一带放眼无遮。

　　蔡宏进说，他拍摄过几张旧“爱日楼”的照片，退休时留在办公室，工厂迁址，全遗失了。在“爱日楼”附近，有一游泳池，现已填没。游泳池是否高家原物？询问了几个高氏后人，说不清。

　　“文革”后，化工厂曾大修过一次西花厅和东面“洋楼”。不少破损的墙砖按原风格嵌镶、溜缝，如今都看不出真伪。被白蚁蚀空的立柱，灌进水泥，抹成原状。蔡宏进说，那时已有了文物保护的意识。

　　1981年，王绍坤、张方平夫妇从东北调到长征化工厂，后来担任厂长与“高工”，西花厅又大修过一次。张方平说，花了几万块钱，因人工没计算在内，当时也是大数目了。西花厅改“工人俱乐部”时，还请郭仲选题了匾，挂在正南。

　　2009年，高家花园列入市级文保单位。